胸怀有多大 事业有多大——《贞观政要》读后感

胸怀有多大 事业有多大

——《贞观政要》读后感

读《贞观政要》，我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初唐皇宫，亲眼目睹唐太宗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贤臣讨论如何治国施政的情景。其中的一些至理名言，发人深省；他们的高风亮节让人景仰，他们辉煌的文治武功让后来的华夏儿女倍感骄傲和自豪！

为政之要  唯在得人

用什么样的人、怎样用人是唐太宗思考的重大问题。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理”，把人才看做是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心胸开阔的唐太宗不仅重用有才能的亲属长孙无忌，还能用原来的政敌，如魏征、王珪。原隋朝官员房玄龄，投靠李世民后受到信任，他恪守职责，成为后世良相之典范。原隋朝将军李靖和瓦岗军将领李勣也都因具有德才而被唐太宗委以重任，他们屡建奇功。有时我想：如果唐太宗象刘邦杀韩信那样，就不会有李靖千里奇袭定襄，击灭东突厥，平定吐谷浑；就没有李勣南定维扬，北清大漠，威振殊俗。正是唐太宗这种爱才重贤的用人政策，使得贞观时期人才济济：杜如晦、高士廉、尉迟敬德、秦叔宝……仅得以进入凌烟阁，名垂青史的就有二十四人，普通人才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人才保证了初唐政治稳定和各种政策的推行。

克已纳谏  理性行政

贞观初，唐太宗召开政治大讨论，从“以德治国、以人为本”为主的王道政治与“以力服人、军事思维”为主的霸道政治中选择了王道政治，这对军人出身、脾气不好的唐太宗来说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对国家来说是一次伟大转型。

从此，他以隋炀帝拒谏饰非导致国亡家灭为鉴，“开怀抱，纳诤谏”， 要求大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直言规谏。” 对进谏有益者，都给予肯定和鼓励。凡进谏有功之人，每每加官进爵、赐物赠书，以资鼓励。他看了魏征所谏的十思疏后，诚恳地承认错误。当“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的魏征去世时，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能接受进谏不易，能改正错误更不易。唐太宗一旦知错，绝不文过饰非，而是虚心接受，力求改进。当时，大臣先后向太宗进谏并被记入史册的不下30人。刘洎、岑文本、马周等也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正是满朝大臣的敢于谏诤，减少和防止了政策失误，促进了事业。

以人为本 政治清明

也许是因为亲眼看到强大的隋王朝被农民军弄的二世而亡，唐太宗坚信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他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还在精简机构，创出中央只有700多官员的奇迹；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

他十分注重法治，以身作则，带头守法，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量刑时他又慎之又慎。公元632岁末年，唐太宗到监狱里了解死刑犯有没有冤枉的，犯人都认为不冤，这让他对司法情况很满意，就准许390个死刑犯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处死。被放回去的死囚，没有人带领，没有人监督，竞都按时返回长安，没有一个逃跑或隐藏的，被称为“四百死囚来归狱”。唐太宗被感动了，将这些死囚们全都赦免了。现在有人认为这件事可能被夸大了，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认为当时司法公平，犯人本来就该被处死，皇帝给了他们与家人一起生活的一年时间，他们象现在提出的“如果生命中只有一个月，只有一天，我会如何做一样”，他们心灵提到了提升，愿意归狱，这事应该是真实的。由于唐太宗的苦心经营，当时法制良好，犯法的不多，被判死刑的更少。有一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才会政治清明。贞观时期，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最低点。魏征、李大亮等经常把正当的收入拿出来帮助穷人，更不要说贪污了，当时官场正气上扬、邪气下降，被人称赞为“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在唐太宗的领导下，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贞观之冶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后来的皇帝也有人要学唐太宗但没有一个达到他的成就，为什么？这些皇帝想做违反法律、道德和民心的事情不可胜数，有几个皇帝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服从“正义”？这些皇帝自身修养的少足决定了他们取得的成绩达不到贞观之治的高度。这正是“胸怀有多大，事业有多大，格局决定结局”。

（谢传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