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帅：读书从娃娃抓起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读书要从娃娃抓起。古代将对儿童的初步教育称为“蒙学”，“蒙以养正，圣功也”。

从殷商时期就专门为贵族子弟开设了小学;春秋时期民间就出现了对儿童进行启蒙的机构。针对儿童的教材也随之产生。

西周时期有《史籀篇》，秦代有《仓颉》、《爰历》、《博学》等类似扫盲读本一样的教材。到了汉代的《急就篇》，第一次使用韵文的形式，比如“汉地广大，无不容盛”等语，摆脱了字与字、句与句之间毫无关联的状况，便于儿童记忆。

再往下数，南北朝出《千字文》，宋代出《百家姓》、《三字经》，这三本共同组成了流传历史千年的一整套识字教材“三、百、千”体系，基本将前朝所有的童蒙读物取而代之，其中“三”偏重道德教育，“百”以日常应用为主，“千”传授则是行为规范和处世准则。

古代开蒙教育方式比较单调，主要是朗读和背诵。上课的时候，学童站在老师旁边，老师念一句，讲解一句，学生跟读，读几遍以后让学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自己读，直至背诵。背诵无误后再教新课。而每日新课前，要让学童把之前的内容轮流背诵。

这种强制记忆的方法，对儿童来说显得略微枯燥和残酷，违反儿童好动的天性。

在当代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模仿传统教育的“私塾”和传统文化读本在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这些所谓“私塾”的师资如何，所选用的教材真的是“传统”童蒙教育的教材吗?

比如私塾宣传的儿童要背的《弟子规》，其实根本不是古代传统童蒙的读物。究其原因，《弟子规》读本出现在清代，是山西一位落第的秀才李毓秀所编，因为作者没有走上仕途，也没有什么学术成就，所以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记录很少。

最初，《弟子规》是在祠堂、茶馆、书馆这些公众场合，给干完农活不识字的劳动者提供扫盲教育，宣讲伦理道德和基本法令的，顶多算是“伦理类”读物中非常不重要的一小部分，根本不是提供给学龄前的儿童开蒙的。

其实，传统蒙学的教材非常丰富。据统计，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童蒙读物多达1300多种，有50种是比较主要的。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一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即便是开蒙教育，也被按照不同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分得很细致。“三、百、千”仅能满足最基础的集中识字阶段，再往后到了儿童十来岁，就要选择一些韵文知识读物，作为进一步阅读“经史子集”的过渡。如《幼学琼林》、《声律启蒙》等。

《声律启蒙》由学者车万育编撰。车万育，湖南邵阳人，康熙三年进士，历任庶吉士，户部、兵部给事中，史书中说他常仗言直谏，以忠君、正直传名。

在《声律启蒙》中，车氏以对子的方式和严格的用韵，将天文地理、人物景物、历史典故、器物虫鱼等等常识编撰在一起，使整本书朗朗上口。全书共有90首对子文，按韵分编，一个韵下有3首。

尤为可贵的是，《声律启蒙》的韵文编辑并非简单的罗列，而是通过这些故事，向儿童进行生活常识和道德规范教育。

比如：“仁对义，让对恭，禹舜对羲农。雪花对云叶，芍药对芙蓉。陈后主，汉中宗，绣虎对雕龙。柳塘风淡淡，花圃月浓浓。”一句，不仅教授了字、词和对联的常识，还通过对比让儿童了解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反映了中华传统道德中注重谦让和仁义的文化。

平仄工整、声韵和谐、用词通俗、节奏明快、富有乐感，既符合儿童的兴趣，又容易诵读和记忆，《声律启蒙》应该是现代孩子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好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