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1982年夏天。怀揣着父亲从原生产队会计那里借来的10块钱，踏上了高考的征程。

　　两毛钱买了一张火车票，又被分管学校食堂的老师赶到火车站，追缴了本以为可以逃掉的2.76元的伙食费，这样，7.04元支撑了我三天的考试时光。一日三餐，吃烧饼，喝开水，已经觉得美滋滋的了，因为毕竟吃上了“好面馍”，在家吃的是为了充饥不得不吃的杂面馍。

　　考试结束的那天，父亲早早地从乡下到市里来接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临行前在母亲面前撂下一句话：“考不上学就不回来了，太丢人!”因此，母亲才催促父亲接我回家，他们担心家里的这棵“独苗儿”万一离家出走，后果不堪设想。

　　父亲费力地在往来不息的人群中搜寻着我，老远就看到了他儿子背着一个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半旧黄色帆布包，有气无力、面无表情的平移了过来。到了父亲跟前，他说，回家吧，咱们家人老几辈子也没有上过学的，还不照样活下来了?考不上学又怎么了?言语之中，仿佛我已名落孙山。到了家，娘也说着同样的话。我挺纳闷。

　　盼等高考成绩的日子，是焦急而又悬着一颗心的。如果考不上学，就对不起娘亲手做的、让我“吃了这碗，凉着那碗”的面条;对不起班主任张庆才老师“每天十分钟”的谈话;对不起语文老师课堂上把我训的“鼻涕一把泪两行”;对不起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为了争夺“势力范围”险些翻脸而没有分文加班费在黑板上抄的题目;对不起晚自习时间教室里点亮的汽灯和晚自习后宿舍里昏黄的煤油灯;对不起充当玻璃而被钉在教室窗户上的塑料纸;对不起因长期熬夜而发炎的扁桃体。

　　万分庆幸的是，上述的那些“对不起”是我的多虑。我们那一届创造了历年来母校高考成绩的最优，听说学校还得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的奖励。

　　接到超出分数线16分的通知时，我正生病躺在床上休息。得知这个消息，范进般从床上跃起。送通知的老师接着说，明天体检。看着面黄肌瘦的我，娘从一户张姓邻居家借来10个鸡蛋，煮熟了让我全部吃了下去。即使这样，我体检时身高151厘米，体重才40公斤。带队的大概是教育局的同志，高高的个子，跟另一位商议了一下，“违规”地把我的身高和体重变成了155厘米和45公斤，当时的我只知道用感激的眼光望着他们，却没有说出一个“谢”字。

　　我填报的志愿比其他院校多了一项面试。接到面试通知时，我正在35里以外的亲戚家。傍黑时，父亲徒步从家里出发，到了亲戚家已是深夜，我们爷儿俩赶回家时已经鸡叫头遍了。乘车赶到学校时，面试即将结束，老师让读了报纸上的文字，表示满意，可最后忽然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报师范类呢?窘迫至极的我不知怎么憋出一句：我想教书。这一回答让在场的人哈哈大笑，这笑声，让我顺利的完成四年学业和迄今已满30年的教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