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段经历，颇有点像戏文似的。
师范毕业那年，按照所谓的“定向分配”原则，我又回到了母校——一所极普通的乡村中学任教。报到的那天，接待我的是这所学校的教导主任——我在本校读书时，他就是教导主任——据说他当了几十年的教导主任。这是一个挺“富态”的老头，短粗的个儿，沙哑的嗓音，有点儿口吃，头发大约白了百分之七十六。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那“个性化”的身材，如果把他打扮成一位女性，单他那隆起的腹部，人们就会以为这是一位即将分娩的孕妇。他操着浓重的乡音，和我寒暄了一阵过后，突然说：“下午，文教局来校检查，有一项内容是听语文课公开教学。我想，你从正规院校毕业，知识丰富，教法新颖，你就作作这方面的准备吧!”不由分说，便把教本、教参和备课本一类的东西一古脑儿塞给了我，看来推辞不掉，我只有接受“神圣的使命”。
由于是第一次上公开课，我格外慎重。为了在准备充分的基础上更加游刃有余，我不厌其烦地查资料，找精髓，旁征博引，直到胸有成竹为止。
检查组到校了。
那天，我讲的课文是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我太喜爱这篇作品了，上初中时，有些段落甚至能背下来。你看，作家描写沙皇统治下的俄国：
四下里一片沉静，面对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许多商店和饭店的门敞着，像饥饿的嘴巴一样，门口连一个乞丐也没有!
笔锋多么犀利，笔触何等传神!我甚至有些陶醉在作品里了。
讲解，范读，板书，提问，布置作业……自我感觉真好!甚至教态也很纯正，就连时间也把握得恰到好处。
就在检查人员走出教室门口时，我似乎听到一位负责人(后来知道，他是一位分管业务的副局长)向着教导主任，用平淡且又略带惊奇的语调问道：
“这位老师不是本地人吧?嗯——……用普通话讲课。”
“……”
我又似乎没有听清教导主任的回答。
因检查组太忙，又属于“突击检查”，因而没有坐下来评课就急急赶往另一所学校去了，我们这位教导主任把他们送了很远很远，直到车轮腾起的烟尘完全消失了，他才悻悻地转回。
我赶忙迎上去：“主任……”
“哼!”
我发觉情况不对，但又感到莫名其妙，便继续问道：“主任，我的课……”
“别提了!”
接下来是一顿训斥：
“你才离家几天?嗯(ńg)?烧包!家乡话不会说吗?嗯(ńg)?家乡语是土语，嗯(g)，年纪轻轻的，竟然这样，在农村教书，居然用起洋话了。”
我知道，这里的“洋话”是指普通话，我真不明白，语文教学使用普通话，究竟错在何处?于是，我辩白道：
“主任，你听我说，八十年代……”
“不要说了，什么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连局长都说你不是本地人!”
“什么?局长……”
我深知这位主任的脾性，凡领导说过的话，他总要琢磨三遍以上六遍以下。因而大家背地里不称他老师，而称他“官经师”，意谓熟络“官经”，善于揣摩领导意图。这果不其然么?再者说，上初中时，他曾教过我们班的《生理卫生》，总算是我的老师。他又是个死要面子的人，最怕别人跟他顶牛，况且这时已围上来一大群老师劝解。
我只好保持缄默。
不久，文教局下发一份文件《关于重申在我区推广使用普通话教学的通知》，文件中分明写道：从上次区局组织的检查来看，全区范围内，只有一所中学的一位语文教师，使用普通话教学，应给以大力扶持并提倡……教导主任和老师们愕然。
我的心猛地一震!
(此文原载于2004/6/12《江淮晨报》)
